本溪市

相较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科层化所必然引致的常态的规范过剩问题。

指令型行政辅助与常态下私人参与行政的控权模式有所不同，主要在于控权重心的挪移，即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以事先的行为规范为辅，具体包括厘清行政辅助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规范指令和辅助行为的作出形式，并明晰行政辅助侵权责任性质和赔偿责任的分配。首先，做出指令的行政机关是适格被告。

为此，本文在制度演进和实践样态的交互中寻找理论基点，在厘清嵌入私人参与行政光谱的实质要素的基础上，提出指令型行政辅助概念作为归置容器。本文认为，即使认可劳务征用的存在，也应当对应急状态下的劳务征用与行政辅助予以区分，判断的关键在于行为内容的确定性。紧急状态带来权力的扩张与公民权利的克减，但最低程度的权利保障是权利克减的底线原则。[27]参见金自宁：《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注释:[1][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三、指令型行政辅助的典型要素（一）目的公益性：区别于行政委托指令型行政辅助以维护公共安全、恢复公共秩序等公共利益为目标，而非以营利为目的，即使有偿也只是对必要成本的填补，这决定了私主体行动的底层逻辑，与行政委托和聘用制行政辅助具有本质区别。应急实践中存在政府召集工人建设医疗场所以及医护人员、宾馆服务人员的情况，此时劳务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使用相关人员的特定技能完成某项具体任务，劳务的过程和结果都在预料之中，此时对劳务的使用类似于物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可予事先约定，与指令型行政辅助存在差异。首先从该条意义脉络能得出不仅是宣示性质。

[9][9]相比之下，客观法控制标准，历史上存在于普鲁士法律之中，[10][10]目标在于对整体公益的维护。基本法第10条延伸保障至通信营运商有争议。判断标准通常为具备合理的利益。一个被侵害的国家当特别被影响时得以主张[185][186]

在Trianel一案中，团体的参与权被提升。过去及现在的特别争议焦点在通讯监查的法院救济。

策略性监控领域正好体现了主观权利保护的困境，它既造成基本权重大侵害但其个人性又无法被证明[145][145]。正如一个基于客观体系建构的制度通过客观法律的规范间接也保障个人权利一样，主观设计的制度也通过保护主观权利来确保行政行为的客观合法性，[19][19]当然这只能视为一个法控制的附带作用[20][20]。[1][1]然而，尽管权利保护的主观性原则占据着中心地位，但其受到显著的改革压力。（一）传统主观权利标准下的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策略性的监听原则上受完全的司法监督[134][134]。

诉讼救济的范围因此扩大许多。这项条款包含了权利保护委托[23][23]，其主要内容是主观权利保障[24][24]。这样的演变结果受到广大批评。 二、  主观与客观权利保护（一）两种权利保护模式两种类型的权利保护可以作为模型进行比较：客观和主观的权利保护制度。

[185]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articles on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 with commentaries, YbILC, 2001, vol. II, Part Two, S. 31–143.[186] Vgl. Art. 42 ARSIWA.[187] Kommentar zu Art. 42 ARSIWA (FN 186), S. 119 (Rn. 12).[188] Vgl. Art. 48 Abs. 1 b) ARSIWA.[189] Vgl. Art. 48 Abs. 2 ARSIWA. 未被侵害的国家也可采取合法措施 (Art. 54 ARSIWA).[190] 这一模式产生的背景参见: Crawford, State Responsibility, 2013, S. 66f.[191] 概述参见: Bothe, Sicherheit und Frieden 35 (2017), S. 179 (179ff.).[192] Vgl. zuletzt BVerfG, NVwZ 2019, 1669 (1670) (Rn. 28).[193] Vgl. Art. 25, 26 Abs. 1 GG.[194] 概述参见: Ladiges, NZWehrr 2016, S. 177 (177ff.).[195] VG Köln, Urt. v. 14.3.2013, 1 K 2822/12; OVG NW, Urt. v. 4.11.2014, 4 A 1058/13; BVerwGE 154, 328.[196] VG Köln, Urt. v. 14.7.2011, 26 K 3869/10; OVG NW, Beschl. v. 7.5.2013, 4 A 1913/11; BVerfGE, NVwZ 2018, S. 1224.[197] BVerwGE 131, 316 (343); 154, 328 (347) (Rn. 46); VG Köln, Urt. v. 14.3.2013, 1 K 2822/12, Rn. 74–82; OVG NW, Beschl. v. 7.5.2013, 4 A 1913/11, Rn. 27; OVG RP, Urt. v. 21.5.2008, 8 A 10910/07, Rn. 188.[198] BVerfG, NVwZ 2018, S. 1224 (1226) (Rn. 37); VG Köln, Urt. v. 14.7.2011, 26 K 3869/10, Rn. 86f.; 另见: OVG NW, Urt. v. 4.11.2014, 4 A 1058/13, Rn. 76ff.[199] Doehring (FN 172), S. 166; Doehring, in: HStR VII (FN 176), S. 687 (699f.) (§ 178, Rn. 23–24); Fischer-Lescano/Hanschmann, in: Frieden durch Recht? (FN 175), S. 196; Heß, in: Frieden durch Recht? (FN 175), S. 249 (261); Cremer, in: HStR XI (FN 176), S. 369 (391) (§ 235, Rn. 32) (与职责有关); Becker, DÖV 2013, S. 493 (501); 又见: Deiseroth, in: FS Kutscha, 2013, S. 25 (35); Hillgruber, in: Schmidt-Bleibtreu/Hofmann/Henneke (FN 155), Art. 25, Rn. 20; Streinz, in: Sachs (Hrsg.), Grundgesetz, 8. Aufl. 2018, Art. 25, Rn. 67b.反对观点: Proelß, in: HStR XI (FN 176), S. 63 (79f.) (Rn. 23); Kess-ler/Salomon, DÖV 2014, S. 283 (291); Herdegen, in: Maunz/Dürig (Hrsg.), GG, 79. EL, 2016, Art. 25, Rn. 90; Tomuschat, in: Bonner Kommentar (FN 163), Art. 25, Rn. 106.[200] 参见上文脚注177。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研究表明，欧洲在权利保护模式方面存在趋同性[49][49]。

虽然环境法上的具体发展与Aarhus公约有关，而欧盟法植基于该公约的缺陷也可能发生在别的领域并在别的领域有典范作用。客观模式的原型是法国的法律保护，其目的便是客观的合法性控制。

不同于以前立场，近期宪法法院较为开放立场，也符合目前通说[174][175]，也就是第25条第2句能朝向扩张国际法适用范围而有利个人的方向解读。这些界限仅提供很粗略的框架并对客观化趋势不造成重大影响(只能视为是补充而非系统性决定)。国际法一般规定包含国际习惯法及一般法律原则[166][167]。第19条第4款，正如联邦宪法法院强调的那样，旨在消除行政权相对人民的单方支配性[26][26]。目前仍未就该案提起宪法诉愿[162][163]。客观权利保障系统的一般特征在于起诉必须具有合理的利益[45][45]。

在瑞士起诉人除了受行政决定影响，必须对撤销具有值得保护的利益[39][39]。最终，政治上的风险存在于人民之间，以及人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中[217][218]。

个人利益的相关性有时候需要侵害行为超过一定强度。毫无争议的，欧盟法上的发展会对德国法的主观权利保护体系产生改革压力[119][119]。

同时在立法数据中可看出要将其带向主观化的目标。透过《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的开放条款可得出，该条作为开放以其他法律依据作为诉讼权能的必要性被忽视。

但影响的认定必须个案认定[186][187]。九、结论客观面向的权利保护在德国主观行政诉讼系统下并不陌生，相反地已在这个体系下取得一些成果：保护规范依据的扩大理解与团体诉讼的依据。（三）小结:基本法第25条作为公民诉讼的依据无论某项国际法规范在特定救济管道中存在如何的困难与未解决的问题，基本法第25条都必须被视为得提起公民诉讼的依据(在客观化第二个模式的意义下)。在英国，获得原告资格的要件为具有足够利益[40][40]。

法院因此肯定此类团体据主观权利(制作空气合标计划)并能提起公民诉讼意义的诉讼[107][107]。(三)小结:客观化可能性对于对抗策略性监听的权利救济可能性研究，可为客观化趋势带来以下层面启发。

更甚的是，传统理解下的保护规范理论并非单纯价值中立。在实务上对于引进客观化的形式原则亦不造成阻碍[210][211]。

同样的，诉讼爆炸也不存在于动物保护团体提起的诉讼领域[228][229]。客观化趋势将弱化此一功能。

这个规定超脱了传统国际法以国家为权利义务主体的限制[176][177]。以武力威胁另一国家在国际法上只有在自我防卫权行使时，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问题国家的邀请下能被允许。[106][106]联邦行政法院对此的做法有批评之处。也发现了通信业者提起的诉讼，主张其提供的服务并未传递给国家情报局，盖其认为情报分析已违反现行法[147][147]。

基本法第10条对通信营运商的延伸则包含基本权客观化，而与基本权的属人理解冲突[149][150]。主要论据是因为其本质上所负管理责任较高，例如若刊登青少年有危害的内容也须负责[151][152]。

若是这条路行不通，则基本法第25条所开启的权利保护可能性仍然是重要的。相对国际法原则上只赋予具体的国际法主体义务(例如合同当事人)，普遍义务则依国际法院见解，是对国际社会整体[182][183]。

在现代主权国家理解下，这个原则并不仅在国家权力与地域意义下保护国家，而是保护私主体免于武力冲突的危害。首先它揭露了主观权利保护在一个侵害来源远程控制的领域，而要证明该侵害非常困难。